据 网易新闻 报道： 王琳：“唱主角”的官员只有处分？

　　“跑龙套”的周正龙已然有条不紊地进入了司法程序，相干的大小官员却还仅仅停留在“内部处分”阶段——显然，不管是行政处分还是党纪处分，都代替不了法律责任。而不无遗憾的是，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本应和公安部门一样成为主角的检察机关，却缺席了。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始于荒唐，终于无耻。"____某网友

当有网友向陕西公安部门举报周正龙涉嫌造假骗取国家钱财时，公安机关并未受理而又不解释拒不受理的原因；当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指出有官员在“虎照门”中涉嫌失职或渎职，检察机关至今仍在保持沉默。当“虎照门”已然成了轰动全球的丑闻而令行政公信尽失时，陕西的“两会”上也未曾听到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就此事向政府提出质询。在制度上我们有很多次终结“虎照门”的选择，惜乎被一一错过。放弃了在法律的程序内追究造假、护假者责任，而一昧等待并无可期待的“二次鉴定”，其结果也只能是“终于无耻”。

以上这段话摘选自我在四个月前的一篇专栏文章，当时自拟的标题就叫《“虎照门”已经倒了!》四个月后，看到陕西省公安厅高调宣布周正龙因涉嫌诈骗被提请逮捕的消息，我一点也没有“真相大白”的兴奋，更谈不上“雀跃”。一个迟到的调查和一个迟到的信息发布，掩盖不了制度纠错机制的苍白。那些沉默的人大代表、人民公仆、司法官员依然沉默。终于启动了刑事调查权的陕西省公安厅对四个多月前的网民举报也没有任何回应。

在新闻发布会上被刻意凸显的，仍是行政主导的“主动出击”——据陕西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白少康介绍，在华南虎照片鉴定工作难以实质性推进的情况下，省公安厅会同安康市公安局介入“华南虎照片事件”后，通过查阅有关资料、走访知情人员、寻找线索来源等多种方法，用２个多月时间开展了大量基础性调查工作。特别是通过对周正龙拍“虎”地点现场勘查和现场重现，排除了周正龙拍摄活体野生华南虎的真实性基础。这些说明与八个多月前网友依据多学科知识轻松证伪“正龙虎照”相映成趣。

也许我们会认为，这恰恰说明了警方的“谨慎”，因为司法要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事实上，这只是“不破不立”的司法潜规则在作怪。法定的刑事立案的条件仅仅是“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当六方鉴定证实“正龙虎照”为假，又有公众以特快专递向陕西公安机关举报周正龙涉嫌诈骗的事实，涉案金额为2万元已然达到刑法上所规定的“数额较大”的程度，凡此种种足以构成公安机关立案的理由，上述“基础性调查工作”也理应在立案之后侦查过程中进行。而如果陕西公安部门连案子都没有立，又有何权限，因何原委来进行这些“基础性调查工作”？

当然，陕西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并未回避案件的由来，公安部门介入调查是源于“省政府非常重视，特别是在照片鉴定工作难以实质性推进的情况下，先后责成监察厅和公安厅开展调查，要求尽快查清事实真相。”这同时也是我们今天能看到“虎照门大结局”的真相——同样的事实，公民举报无法推动公安部门立案，政府重视并责成之下，案件的调查、立案和报捕就雷厉风行起来。换言之，如果民意得不到权力的反馈并由上级权力来责成下级权力实施，如果权力不基于民意的影响力而自省自觉，那么，再多的公民参与，再网聚民意的力量也无法推动正常的司法介入。权力仍然在其固有的封闭系统中自我运行——回顾“虎照门”的发生，不正源于此吗？难道我们又要以错误来纠正错误，以权力对权利的漠视来回应权力的腐败和傲慢？

更让人惊讶的是，“跑龙套”的周正龙已然有条不紊地进入了司法程序，相干的大小官员却还仅仅停留在“内部处分”阶段——显然，不管是行政处分还是党纪处分，都代替不了法律责任。而不无遗憾的是，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本应和公安部门一样成为主角的检察机关，却缺席了。

我们不妨来看看13位大小官员的“处分”，从“诫勉谈话”，“行政警告”，到“行政记过”，“行政记大过”，再到“行政免职”，“行政撤职”，“行政开除”等等，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官员责任承担。如无意外，“跑龙套”的周正龙将很可能面临数年的徒刑甚至更长的刑罚。而若检察机关继续保持沉默，官员的处理也就这样了了——传说中的“大事化了，小事化了”大抵也就是这般景象吧。

但既便真如公安部门所称“没有发现公职人员参与造假”，事实上的“官员护假”与已然公开的“正龙造假”两相比较，前者的社会危害恐怕要远甚于后者。不同的只是，作为农民的周正龙并无行政究责和组织处分拿来抵挡司法的明枪。不然，那个“跑龙套”的也可申请一个“农民记大过”或“从普通农民”降级为“贫下中农”，或从“普通猎户”降职为“低级猎户”，又或剥夺其“正龙拍虎”的“荣誉称号”，然后免于刑责？

我知道这个假设极其荒诞。我们的官员责任承担机制又如何不荒诞。“正龙造假”不过骗取了区区2万元公共财政资金，“官员造假”，“官员护假”却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财政资金流失，想想在镇坪发生的那N次科考，N次调研，N次鉴定，以及当地N次骗取国家林业专项保护资金未遂，还有那在“虎照门”中业已流失且无法挽回的行政公信——光凭借这内部处分就可以抚平民意，缝合裂痕吗？

再多的行政问责也取代不了司法问责，再多的组织处分也替代不了刑事处分。领导责任，直接责任，严重失职等等，很可能已涉嫌刑事法律中所明文规定的渎职犯罪，在职能分工上应由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担负侦查与控诉工作。这种对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的监督是独立于行政问责之外的独立一权，对渎职罪案的侦查而言，检察机关的立案本不应坐等行政部门移送，亦不需要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或当地主要官员的“明确指示”。只要有相关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检察机关就应主动介入。即便一众官员们确实构不上渎职犯罪，检察机关也应单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仍在期待结果的网民解疑释惑。

如果我们承认“虎照门”是一个法律事件，我们就应该以法治的方式，而不是以“权力高度重视”的方式来关闭它。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胡适：自由主义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

作者：胡适（1891 —1962）哲学、文学、史学大师

孙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国成语：“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人人都可以说他的说法是真的，今天我说的“自由主义”，当然只是我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罢！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于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于自己”，都有不由于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自然”二字可以说是完全同“自由”一样。王安石的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这就是说，这片瓦的行动是被风吹动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中国古人太看重“自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轻外面的拘束力量，故意回向自己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这种回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有几种方式，一种是隐遁的生活棗逃避外力的压迫，一种是梦想神仙的生活棗行动自由，变化自由棗正如庄子说，列子御风而行，还是“有待”，“有待”还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事人无待于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净土，都含有由自己内心去寻求最高的自由的意义。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

人类历史上那个自由主义大运动实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个宗教威权的束缚，自相矛盾自由只是解除某派某派思想威权的束缚。在这些方面……在信仰与思想的方面，东方历史上也有很大胆的批评者与反抗者。从墨翟，杨朱，但桓谭，王充，从范縝，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恭，都可以说是为信仰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们的西方同志齐名媲美，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抬出“争自由”的大旗子来做宗教运动，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有争取某种解放的意义。

我们的思想史的第一个开山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棗就有争取思想自由的意义。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师老子。就是一位大胆批评政府的人。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同时的邓析是批评政府而被杀的。另一位更伟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间派”，他对于当时的宗教与政治，都有大胆的批评，他的最大胆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

有教无类，“类”是门类，是阶级民族，“有教无类”，是说：“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民族了。”

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的一个倡导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历史上，每到了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改革。

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作大胆的批评。后来佛教势力太大了，就有齐梁之间的范縝，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后期的韩愈出来，大胆地批评佛教、攻击那在当时气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还记得韩愈攻击佛教的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佛教衰落之后，在理学极盛时代，也曾有多少次批评正统思想或反抗正统思想的运动。王阳明的运动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统思想的。李卓吾是为了反抗一切正宗而被拘捕下狱，他在监狱里自杀的，他死在北京，葬在通州，这个七十六岁的殉道者的坟墓，至今存在，他的书经过多少次禁止，但至今还是很流行的。北方的颜李学派，也是反对正统的程朱思想的。当时，这个了不得的学派很受正统思想的压迫，甚至于不能公开地传授。这三百年的汉学运动，也是一种争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运动。汉学是抬出汉朝的书作招牌，来掩护一个批评宋学的大运动。这就等于欧洲人抬出《圣经》来反对教会的权威。

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有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我们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国家里，我们曾建立了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代议制度，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为正式起始。（2）成文宪，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一七八九年）。（3）无记名投票（政府预备选举票，票上印各党候选人的姓名，选民秘密填记）是一八五六年South Australia最早采用的。

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是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圣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一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白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一八十岁了。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要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是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放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最后我要指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社会政治改革的唯一基础。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近代最重大的政治变迁，莫过于英国工党的执掌政权。英国工党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选择出十几个议员，三十年后，工党两次执政，但还站不长久，到了战争胜利之年（一九四五），工党得到了绝对多数的选举票，故这次工党的政权，是巩固的，在五年之内，谁都不能推翻他们，他们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工商业，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经济制度，这样重大的变化，棗 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棗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的革命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顶顶小的芥子不曾手摧残，在五十年后居然变成大树了。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绩，例如英国自从一八三二年以来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党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竟成了“和平改革主义”的别名，有些人反对自由主义，说它是“不革命主义”，也正是如此。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轻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进。我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地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他们的人也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棗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一九四八年九月四日） ( 作者：胡适)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刘洪波：警察行为的合法性不在于制服

　　人们也认为警察作为国家机器而存在，其暴力的合法性根本上讲不在于制服，而在于对社会正常运转状态的维护。政权的形象就是由警察以及所有“穿制服的公民”的形象铺展出来的。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

刚刚听过扬州警察被暴打１８分钟至昏厥而不还手，又看到海口警察未遭暴力而骑着人上铐。

事情当成新闻报，当然是因为有一些稀少，生活的一般状况不像新闻。但比较而言，这两个场景在生活中更容易见到的会是哪一个呢？我想，前者可能属于“极个别”，而后者，最好的情况来看，也要算“极少数”吧。

新闻总是只有单向的信息，我没有听到打人的扬州郭某陈述事态，也没有听到铐人的海口警察韩明定述说曲直。但单向的状态之所以出现，好像也不一致。在海口，记者很想找到警方解释事件，但没有人来解释；在扬州，是否有人试图让郭某来说说原委，未为可知。

于是，人们看到的新闻，在扬州是一个温和有礼的警察，被一个“禽兽不如”的恶棍暴打；而在海口，是一个有礼有节的公司女员工被来者不善的执法人员上铐。报道离事情的来龙去脉有多远，其实看不清楚。我从报道中看不到郭某为何会情绪失控到暴打警察，也从报道中看不出３名海口警察怎么会与质监执法人员前往亚弛汽车贸易公司，也看不太清楚汽车公司人员与执法人员从情绪对立转变为肢体冲突的过程。

但无论如何，我知道有一个警察被打没有还手，有一个女子被铐到派出所又在１个小时后没有作任何说明被放出。基本的事实大概是成立的，而扬州警察挨打不还手，海口警察“我就不信搞不死她”，都给人难以置信的印象。前者是不可理喻的软弱，后者是杀气腾腾的凶蛮。

“打不还手”的扬州警察，得到了警局的肯定；骑着人上铐的警察，就没有人来肯定或否定了。至于与警察联系在一起的事主，也各有待遇：扬州打警察的郭某已在事发之后迅速逮捕，无端被警察上铐的海南张晓丽事发近两个月后仍在等一个似乎不可期望的道歉。

张晓丽被铐到了派出所，但毕竟没有被“搞死”，堪称令人欣慰。很多人在试图解释，扬州警察詹朝龙为何会让郭某暴打１８分钟不还手，设想郭某自称“新加坡投资商”是否影响了事件的进程。但不会有人试图解释，为何中国公民张晓丽只是言语上没有与警察配合好就会被铐到派出所。人们知道，张晓丽被铐这种情况是不罕见的，是不超出对警察行为的一般预计的；而詹警察挨打不还手却显得无法解释。

我相信，人们的理解并非出于恶意，而只是试图去说明警察的行为逻辑。例如，人们最多猜测一个具有外国公民身份的人是否会受到特别的礼遇，而不会猜测警察明知袭警是犯罪而不制止，是想让对方尽量行为失控从而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人们对警察将张晓丽铐走甚至没有猜测，既没有人设想亚弛公司是否有不法行为，也没有人设想执法者挟嫌报复或者没有受到好招呼，人们只是等待真相。

我当然知道，挨打不还手和轻易铐走人，都不能为警察的形象代言。人们并不天然地对警察或者行使治理权的人产生恶意。人们认为无论什么原因，警察应当去制止暴力，而不是“打不还手”，这既是职责所系，也是保护好自己。人们也认为警察作为国家机器而存在，其暴力的合法性根本上讲不在于制服，而在于对社会正常运转状态的维护。政权的形象就是由警察以及所有“穿制服的公民”的形象铺展出来的。 (本文来源：红网 作者：刘洪波)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熊培云：先拆迁后安置造就史上最牛居民楼

　　不难推理，任何时代，如果类似这些拆迁户的弱者权利得不到保障，即意味着任何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还能讨价还价？说话的地方都不给你一个！

高速桥与逼仄的居民楼似乎更像是一个隐喻。在我们乐见一个社会的快速成长时，更应该探究在此背后究竟是谁在支付成本，以及在支付成本的过程中他们是否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屋顶上不是天空，而是一座压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桥。最新一期《南方周末》报道说，重庆一栋居民楼便“藏身”在渝黔高速公路重庆南山段的高架桥下。2005年，兴建渝黔高速公路时，重庆这栋6层楼房被遗留下来，至今依然有人居住。当地市民戏称其为“终年晒不到太阳淋不到雨的最牛‘节能’楼房”。

身处转型时期的中国网民，似乎经常将其身边的事物一次次涂抹“最牛”的底色，时代激荡也总有些超出想象的事情发生。比如2007年物权法即将颁布时，重庆便有“史上最牛钉子户”走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如今高架桥下的居民楼也被网友谑称为“史上最牛居民楼”。不同的是，“最牛”前者让人看到对权利的坚守，后者则让人看到底层的艰辛。

通常，似乎只有无房可住的城际流浪汉才会在立交桥下“席卷天下”。为何这些居民会生活在高架桥下，从此隔绝了阳光雨露？戏剧性的一幕是，据说自从汶川地震发生后，楼里的居民如今已经分不清屋里震动是源自屋顶上隆隆驶过的货车，还是绵延的余震。

新闻调查披露，“最牛居民楼”里住着的多是一些被当地政府安置的拆迁户。一连串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原有拆迁问题尚未解决之前，高速桥已凌驾于平民屋顶之上？为什么当地有关部门用正被拆迁的房子来安置异地的拆迁户，而且为他们办理产权？面对“最牛居民楼”的质疑和批评，南岸区建委抱怨“政府也是在做好事”：今年重庆市启动了旧城改造工程，仅南岸区就计划拆除60万平方米危房，上万拆迁户正等着政府安置，“安置工作很重，还有好多比这更旧更危险的房子。”人们要问的是，当地有关部门为什么让被拆迁户住进“更危险”的房子？

笔者曾经撰文批评中国历史上许多不幸根源即出自“先拆迁，后安置”的 “拆迁律”。相信许多人在自己居住或者路过的城市看到一些烂尾楼，显而易见的是，在今天紧锣密鼓的建设背后，同样存在着许多“烂尾拆迁”。谓之“烂尾”，不是拆迁不彻底，而是安置不到位，或者还未安置。

在这里，已成既定事实的高速桥与逼仄的居民楼似乎更像是一个隐喻。社会转型期的确面临许多方面的建设或者重建，然而，在我们乐见一个社会的快速成长时，更应该探究在此背后究竟是谁在支付成本，以及在支付成本的过程中他们是否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为了更快的建设，有不少人认为压低谈判另一方的权利诉求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或者“建设成本”。这种逻辑必然造成强者对弱者利益的侵蚀，因为一个社会谋求进步至少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任何一方讨价还价的权利不能被剥夺，二是社会进步的成本应该是整个社会的成本，而不是强者出价，弱者担负。

不难推理，任何时代，如果类似这些拆迁户的弱者权利得不到保障，即意味着任何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因为历史风云际会，并不生产永远的强者，所谓强弱更是相对运动；因为今天在不公正拆迁中得到的，明天同样可能在不公正拆迁中失去。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陈杰人：警察凭什么随意查验公民身份证

　　就铁路警察在车站随意对任何行人或旅客进行查验的行为而言，被查验者并没有负有合理的违法犯罪嫌疑，也不属于《居民身份证法》所规定其他任何情形，因此，警察的查证行为就超越了法律的规定，构成典型的违法和侵权。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法制社会，任重而道远啊！

近年来，常出门在外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在车站码头等公共交通场所，常有大批警察挡在进站口处，对所有进入的旅客查验身份证，警察的理由通常是“执行上级命令”、“缉拿逃犯”等。其实鲜有人意识到，警察这种查验行为是典型的违法，它违反了我国于2003年颁布的《居民身份证法》有关警察查验身份证的规定。

据6月23日的《新京报》报道，律师李方平在北京西站购票时遇铁警查验身份证，他认为该查验行为违法，将北京铁路公安局北京公安处诉至法院。但北京东城法院近日一审驳回李律师的诉讼。庭审中原告认为，我国《居民身份证法》明确规定了警察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的4种情形，警察在售票大厅设置专门通道对不特定旅客核查身份证不属于其中规定的情形，因此是违法的。警方辩解称，自己的查证行为是依据通缉令实施的刑事执法行为。而法院则认为，警察查验身份证并未实际侵害原告权益，因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笔者认为，北京东城法院的这一判决，无视公民的宪法性基本权利，无视《居民身份证法》的明文规定。而北京铁路警方的自辩，试图以通缉令来掩盖其违法行政行为的实质，也是不经推敲的。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本案的有关法理，我们不妨先来学习一下有关法律条款。《居民身份证法》第15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一)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二)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四)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这一法律，是将警察可以查验身份证的行为限定为前述四种，除此之外，警察没有任何权利查身份证。

上述四种情形，第一种所称“有违法犯罪嫌疑”，是指对某一特定嫌疑人应当有合理的怀疑，比如行踪诡秘、身上有血迹等等，这种怀疑不是警察自己随意说有怀疑就可怀疑某人；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显然需要以发生某种特定事件为前提；第四种情形，则必须是其他法律明文规定的某一具体情形。

就铁路警察在车站随意对任何行人或旅客进行查验的行为而言，被查验者并没有负有合理的违法犯罪嫌疑，也不属于《居民身份证法》所规定其他任何情形，因此，警察的查证行为就超越了法律的规定，构成典型的违法和侵权。

事实上，如果我们深刻理解《居民身份证法》颁布时的历史背景，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警察随意查验身份证的违法性和危害性。该法颁布于2003年，当时，广州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孙志刚事件”，而作为此事件的社会背景，就是当时全国各地公安机关以执行《收容遣送条例》为名，随意、随地、随时检查公民的身份证，一旦发现没有身份证和暂住证的人，就一律强制关押收容，公民的安全性和自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基于民众的怒潮和媒体及学者的呼吁，国家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同时在短时间内颁布了《居民身份证法》，该法的立法目的，就是约束警察此前的随意查证行为，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安全。而从身份证所承载的权利来看，这是一个自然人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和公民身份的证明，对身份证的亵渎，就是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侵犯。

北京铁路警方在法庭上称自己的查证行为是依据通缉令而进行的刑事执法行为，这一辩解经不起任何推敲。理由很简单：第一，刑事执法行为同样不能超越包括《居民身份证法》在内的所有法律的授权；第二，通缉令不是万能令，不能因为手里有几张通缉令，就可对任何公民进行检查，如果被检查者确实在体貌特征上符合通缉令上的人员画像，警察可以进行特定的检查，但现在，铁路警方在火车站是不分青红皂白，对行人一律检查，这就是滥用通缉令，实质是滥用职权；第三，如果认为有了通缉令就可以查验一切行人的身份证，那么就反过来证明《居民身份证法》是废纸一张——试想，哪个警察机关没有通缉令？如果任何警察将通缉令当作万能令，还要该法规定警察查验身份证的情形做什么呢？

北京东城法院认为，警察查验身份证并未实际侵害原告权益，而事实是，警察的查证，一是构成对被检查人人格尊严的侵犯，二是耽误了被检查者的时间，三是侵犯了《居民身份证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该法第一条开宗明义提出：“为了证明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的身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制定本法。”在警察的随意检查下，公民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行动自由权，就失去了任何保障。

更深层次的分析可以发现，法院判决的荒谬理由，实则是长期以来漠视公民宪法性权利特别是隐形权利如自由、平等权的思维逻辑结果。社会上所谓“生存权居首”的概念，其实是把人当普通动物，以为人能吃饱生存就是最大的人权，是非常荒谬的，也是无视人和其他动物区别的观念。

实际上，在一个真正崇尚法治的社会，公民的很多隐形权利，包括自由流动行走的权利、人格的尊严等，才是弥足珍贵的。如果警察的行为对这种权利形成了挑战和侵犯，法院应当理直气壮地判决警察败诉！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陈赐贵：某贪官的十大辩护理由

　　面对巨额拨款，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是圣人、完人，不会起丝毫贪念。身为官员的我其实也是一个凡夫俗子，也有私心杂念，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养家糊口。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哈哈哈！

某局局长酒后吐真言，大谈通过截留扶贫款发财一事，结果被有心人举报了，纪委不日将到单位审查相关问题。正当局长一筹莫展之际，社会上热议起了“范跑跑”现象。浏览了大部分网民的评论之后，局长豁然开朗，当即挥笔写下自我辩护的十大理由。笔者有幸看到此辩护词，感到既荒诞又好笑。本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原则，笔者兹将此文摘录如下，请诸君点评：

一、面对巨额拨款，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是圣人、完人，不会起丝毫贪念。身为官员的我其实也是一个凡夫俗子，也有私心杂念，也有七情六欲，也要养家糊口。我截留扶贫款项不过是犯一个正常人会犯的错误而已，没必要上纲上线。

二、我上任四年以来，前后不过截留了三百来万扶贫款，比起那些动辄数千万、上亿的腐败案，我这点数额实在算不了什么。大家有这份闲情的话，不如多关注一下那些大蛀虫，否则有专挑软柿子捏的嫌疑。

三、那些举报和指责我的人自身肯定没面临过巨款的诱惑，目前所表现出来的姿态难保不是故作清高或者出于嫉妒心理，喜欢站在道德制高点对别人说三道四。别看有时人平时反腐败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真当上官了说不定贪得比我还多。这个社会流行说一套、做一套。

四、据我所知，此次负责调查我的马书记屁股就不大干净。由这样的人来调查我，实在让我难以服气。那些口口声声讨伐我的人，难道马书记就是你们的榜样吗？

五、我虽说贪了三百来万，但也为贫困地区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那些举报或指责我的人呢？他们为贫困地区做过什么吗？没有！非但没有，反而可能贪得比我多，或者有着更大的野心。很显然，在这个时候提“资格论”还是有必要的。每个人在指责我的时候最好都先扪心自问一下，是否为贫困地区捐过钱或者做过事，否则可能发生“五十步笑百步”的荒唐事情。

六、那些钱绝大多数被我挥霍一空了，现在才来追究这些问题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大家与其讨论一个意义不大的话题，不如多捐点钱给贫困地区，这才是具有建设性的做法。扶贫如救火，和谐社会需要的不是批评与争吵，而是建设性意见，不是马后炮式的追究，而是更加务实的积极措施。

七、虽说我连续四年获得“廉政标兵”的奖励，但我从未自我标榜是个廉洁的官员。俗话说得好，“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我一向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而当官不过是最便捷、最安全的途径之一。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难道这也有错吗？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你应该尊重我，而不能强迫我按照你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处事。要知道，美德是不能勉励的，否则容易流于形式，变得虚伪。如果大家都不贪财，那“廉政标兵”便没有颁布的必要了。

八、就我所知，这些扶贫款通常是要层层截留的，最后到达贫困户手中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这也就是说，哪怕我一分钱都不贪，也不能改变扶贫款被大量截留的现状。既然如此，大家又何必盯着我一个人看呢？这样的结果极可能是扶贫款一样被截留，而我的家庭也变得窘迫起来。这么做有意思吗？别忘了，我家要是没有这些款项，也会是入不敷出的贫困户啊。

九、最近有人在网上发帖挖苦我、画画讽刺我，有人身攻击的嫌疑。我虽说做事有不大妥当的地方，但总还有人格尊严吧？强烈要求公安机关介入调查，还我一个公道！

十、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全盘否定。官场上你贪我贪大家贪，而贪污的事是你知我知众人知，可是谁说出来过呢？我酒后吐真言不过是说出了大家心知肚明却谁也不敢说的事实。比起那些始终沉默的“伪君子”官员，我充其量是个“真小人”。我虽说有点贪，但贪得真诚；虽说有点傻，但傻得可爱。难道你们连我这几个优点都要一并否定掉吗？ (本文来源：新疆天山网 作者：陈赐贵)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陈伟华：专家，请不要匆忙下结论

　　一些专家匆忙发表自己的主张、意见乃至臆断,在一定程度是对舆论的误导和对调查工作的干扰,也有为倒塌建筑的设计、施工、材料供应商有开脱责任之嫌疑,大可不必事先嚷嚷。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可能、大概、我认为绝对不应该是一个理工类的专家能讲的话。工程里面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可能的概念。

“5·12”汶川大地震致使汶川、北川、绵竹、都江堰、彭州等地的建筑物遭受严重破坏,很多房屋倒塌、损毁。6月3日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郑颖人、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所所长黄世敏、成都理工大学深部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朱介寿等三位专家对媒体表示,此次巨大地震的强大破坏力是造成建筑物大量倒塌的主要原因,不能将地震作用下房屋的倒塌全部简单地归咎于建筑质量问题。(6月4日《成都晚报》)

作为建设部防震减灾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所所长,黄世敏用了“我感觉”、“有可能”等一系列主观色彩强烈的判断词语;另两位专家,要么就理论谈理论,要么就现象谈现象,好像在完成一部猜想小说,全然看不到严谨的调查资料、权威的统计数据、精辟的实证分析、科学的模型推演……也难怪,国务院组织由多部门、多学科的官员和专家组成的调查组正在灾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最终的结论还要假以时日。在此之前,一些专家匆忙发表自己的主张、意见乃至臆断,在一定程度是对舆论的误导和对调查工作的干扰,也有为倒塌建筑的设计、施工、材料供应商有开脱责任之嫌疑,大可不必事先嚷嚷。

稍有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此次巨大地震的强大破坏力是造成建筑物大量倒塌的主要原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专家给了一个毫无价值的伪命题,其自言自语式的答案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不可否认的是,地震中倒塌的房屋,肯定和建筑质量有关。日本是个多地震的国家,在强震面前,许多建筑物完好无损,人员伤亡有限,这除了强度不及汶川地震之外,建筑物的坚不可摧,也是重要因素。2003年北海道发生里氏8级强烈地震,高层建筑也只是摇晃而已。而在汶川地震中,许多建筑物尤其是校舍不堪一击:仅北川中学六层教学楼的倒塌就造成1000多名学生死亡;都江堰聚源中学有十几个班的学生被活埋;汶川县映秀小学的400名学生中四分之三被倒塌的教室砸死……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由四川汉龙集团捐资并兴建的5所希望小学,在强震袭来的时候,至今还巍然屹立,学生和教师无一伤亡。这并非偶然,看看媒体对那5所希望小学兴建过程的报道,就能够找到答案。

公允地说,在地震面前建筑物的倒塌,有着多种客观原因,除了外因之外,内因的根本问题,是建筑质量问题。而建筑质量问题的根源,又源于其设计标准、抗震等级、施工要求和监理尺度的松散以及宽泛。没有严格的建筑质量要求,建筑物尤其是校舍在大震中轰然坍塌就不可避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建筑物的倒塌,既有天灾的成分,又有人祸的“功劳”。至于是不是偷工减料,是不是以次充好,是不是“豆腐渣工程”,这需要经过科学的调查后方可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笔者不好在此揣摩某些专家抛出这些观点的真实意图,是追求真理护卫科学的良知所在,还是为某些部门洗刷罪名和开脱责任。但有一点,请一些专家们不要过于匆忙地用一些似是而非、貌似科学的结论施放烟幕弹,这对正在进行的调查有害无益。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五岳散人：以浪费显决心，以自残给猴看

　　黑车是已经罚没了的东西，罚没了以后就是国家自己的，把自己的东西毁了给别人看以表现自己在某方面的决心，基本都不能算是杀鸡给猴看了，而是自杀或者自残给猴看。猴看不看、明白不明白很难确定，放血的倒肯定是自己了。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信哉斯言!

传说这种东西总是要经过一个过程，首先是你会相信，其次是你知道真相，然后是在知道真相的基础上，还保留着最初的印象，到最后你就弄不清到底这传说是不是真的了。比如，我们从小就接受的一种传说是在正式的课本上，上面说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好像是坐在金山上似的。等学会了四则运算以后，这事的真相就变成地大物博被除以十几亿的人口，结果就成了人均资源贫乏。但地大物博这种印象因为是从小进行灌输的，所以就造成了某种后遗症：知道资源贫乏其实是真相，但有时候总是按照地大物博来思考。

北京有关部门最近所干的事情，基本就是这种后遗症的大发作。报载，北京整治黑车一直是不遗余力，结果就罚没了好多黑车，找个空地，然后把这些车吊高在二十多米的上空，一声令下再扔下来。如您所知，那些都是轿车而不是坦克，在这么高水平的碰撞试验中，基本也就报废了。还嫌不够的有关部门，在碰撞试验后还出动推土机碾压而过，以充分达到把轿车变成废铁的目的。被这么销毁的黑车达到上千辆。估计有关部门确实是认为我们这里地大物博、坐着金山，这些东西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有专家质疑说，这种行为本身是不合法的。先别说黑车是不是应该充公，但那也是成为了国家的财产。这么多国家财产即使国库里放不下，拍卖也是可以的。现在倒好，本来是汽车的价格，这么一折腾，就改卖废铁了。关于是否合法的问题，自有法律专家去操心，我们老百姓操心的是，这种显示其决心的方式，到底是什么神经搭错了线以后才能做出来的？

一直以来，我们这里盛行的一种方式，就是用相当极端的方式显示自己对于某事的决心。在法律的执行方面尤甚。原来是把光盘碾压成粉，把违禁的书籍付之一炬，现在这个不过是一种升级的版本，其背后的逻辑还是毫无二致的。只是因为我们这里现在多少富裕了一些，能够有轿车供他们销毁了。

我总觉得，这是一种对于宏大场面的偏好。相信好多人对于当年的“严打”还记忆犹新，从重从快的打击以后，确实社会治安得到某种程度的好转。但其中有多少人是被冤枉的、是被重判的，那就没人知道了。很多人、或者说很多部门，就是喜欢那种恢弘壮丽的场面，哪怕是公审大会上的一排光头，也足以点燃其特有的热情。

所有的宏大场面都是需要成本的，越是宏大的场面就越要支付高额的成本，不论这个成本是可见的汽车，还是不可见的人的一生，反正是要支付出去。而效果如何相信大家都知道：黑车是已经罚没了的东西，罚没了以后就是国家自己的，把自己的东西毁了给别人看以表现自己在某方面的决心，基本都不能算是杀鸡给猴看了，而是自杀或者自残给猴看。猴看不看、明白不明白很难确定，放血的倒肯定是自己了。

一般来说，宏大的场面不会是给自己欣赏的，而是要给更高一层的人欣赏之。作为政绩的一种，场面越宏大，其政绩的表现力度也就是越强。所以，关于这种行为的成本核算，与我等的成本核算是有所不同的。我们算的是经济账、国有资产账、法律完善的账，别人只要用一个账本就可以替代了：是不是能表现出自己已经在某方面加大了力度，年终的报告是否好看。只要是能够在这个账本上表现出盈利，其他确实非其所计。

账本不同，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再自然不过的。只是作为一个老百姓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么大方的有关部门的治下，如何还有那么多为了讨一口饭吃而开黑车的人。当然，也就更不理解怎么还有童工与血汗工厂了。有哲人曾云：有关部门越是大方，老百姓过得就越紧巴巴的。信哉斯言。（原载于《华商报》）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叶雷：如此公开销毁实质是公开浪费

　　就北京市被罚没的黑车来说，该不该销毁？该怎样销毁？都是值得思考的。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浪費不只是在這！

一辆“黑”夏利车被钢爪轻松抓起，然后从10米的高空重重摔在地上，成为一堆废铁。5月7日，北京市千余罚没黑车被统一公开销毁。（《新京报》5月8日）

对假冒伪劣产品、执法中罚没的“黑物品”，怎么销毁？全世界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要“合法销毁”、“绿色销毁”、“节约销毁”、“人文销毁”。“合法销毁”是讲销毁要建立在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不能侵犯物权；“绿色销毁”强调的是销毁方式要注意环保、安全，不要毁了一物，又害另一物；“节约销毁”讲究物尽其用，不要为了销毁而销毁；“人文销毁”是说销毁中要贯彻宣传教育思想，现在的销毁是为了以后不再销毁。

就北京市被罚没的黑车来说，该不该销毁？该怎样销毁？都是值得思考的。很显然，被罚没的黑车并不等于必须报废的车，它可能还可以继续使用，或者可以作为零配件继续使用。即使要报废，好好切割，铜归铜，铁归铁，橡胶归橡胶，所得的资源也比高空抛砸之后得到的多。因此，如此销毁实际上等同于浪费，它不仅浪费了被销毁的车，也浪费了执法资源，浪费了销毁这些车的过程中使用的能源。

从法律上说，被罚没的黑车，它的所有权已经不再属于原车主，而是属于国家了，成了国有财产。国有财产该如何处置，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大多数时候是采用公开拍卖的形式来处理国有资产的。这种高空抛砸对黑车的简单销毁，实际上是浪费了国有资产，其处理方式也是不合法的。

从保护环境的角度说，这么从高空一扔下来，看似销毁的彻底。但如果这些黑车的邮箱里面还有油呢？岂不是会造成污染。黑车上的各种易燃物品，如果砸下来产生的瞬间温度刚好达到了着火点，更有可能引起火灾，那将产生更大的污染，因此这种简单的销毁，也不符合“绿色销毁”的理念。

黑车一旦被罚没，就不属于原车主了。原车主也就不愿再去关心怎么处置这些黑车了，采取如此公开销毁的方式，根本就达不到威慑教育的作用。再说，黑车会不会再产生，并不是由罚没之后的销毁方式决定的，而是由违法的风险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差额决定的。

如此销毁罚没的黑车，也就算了，为何还要公开进行呢？目的可能是为了宣传教育广大市民。但由于这种处置方式不当，不仅起不到宣传教育的作用，还会增加市民对政府的负面印象：原来政府就是这么浪费国有资产的！原来政府的执法就是这么的简单粗暴！时代在进步，执法也应该随之与时俱进；要与时俱进，首先就是要反思原先的老做法，学习先进的做法。

如何处置罚没物品？也是一种公共决策。而众所周知，科学决策就是从众多解决方案中确定一种可行方案的选择，这种选择必须遵循最优化、最满意两条原则。要达到最优化、最满意的状态，就必须决策民主化。因此，在政府进行决策的时候，不妨大胆借用外脑，先征求一下社会的意见，而现在的网络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最近胃口不好,肠胃不好,睡眠不好,看书也不能集中精神.我才24啊,依得这个样子下去,我不晓得5年后是不是个老年痴呆.人真奇怪,总是把未来的事情压在心头,给自己找焦虑、困扰。还好人还会回忆，在过去中寻求着未来飘渺的幸福。当然，自己得有着点能让自己幸福的经历。我一直想，像猪一样活着，只活在当前，只在乎当前。可有人告诉我，你可以像猪一样生活，当不可能像猪一样的快乐。

我有时侯想，五年前的我在想象现在的我的情景是什么样子的。也在想五年后的我是不是比现在的我过的好。我们总是期望着未来比过去好，所以为着一个虚无的目标努力着，奋斗着，被自己压迫着走过着现在。唯一可能让我们把握的现在都为未来和过去的虚无所占有着。这是对的么？我期望中的明天依然会变成让自己失望的今天……我努力不够么？我时运不济么？

我现在仰望的那些成功人士，是不是也像我一样迷茫着？是不是真像某为哲人说的“人生的景象，就好比是一幅粗制滥造的镶嵌砖上的图画，近看不能产生任何效果，远看才能欣赏出它的美妙之处。”可我回头看时，伤痛似乎不强烈，可依然没找到美妙！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别人眼中仰望着的“成功人士”！佛教教人超脱，说万象皆空，把苦和乐看成一体，是何其有见解！我们如果不曾感受到乐，就绝对不会感觉到苦。

就像某个故事说的一样，某人觉得生活很苦，遂找算命先生卜挂，问幸福何时会降临于他。算命先生对他说，30岁以前你会觉得很苦。其人迫不及待的接口，30岁以后就是我幸福日子的开始么？先生话却是——30岁后你就会习惯了。

我一直觉得很苦，一直不曾习惯这苦。是有人给过我欢乐么？我想，那一定是儿时待在父母怀抱里才有过。具体情况当已不复记忆，有的只是灵魂深处那一丝感觉。我一直以来都以为，大苦大甜胜过不苦不甜。然我现在开始有点向往佛教理论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向古希腊某些哲人学习，用神经质似的精神力战法对自己进行催眠。用理性告诉自己很快乐，很快乐！可那真是自己的感觉么？我知道，亲情是这世界唯一存在的理由。让人放不下的只是父母苍老的脸、姊妹包容的笑！明天我依然要过着，依然是在期望明天、回忆昨天中过着。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从宪法到宪政——国人百年未竟之梦想

　　近十余年中，中国社会转型骤然加速，市民社会、多元化社会、断裂型社会和陌生人社会愈发清晰——这种种社会转型的共同特征是，社会秩序已无法再经由传统的伦理本位或政治本位得以维系，若无契约本位的宪政保障，则此三千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不免将有陷入“大乱局”的危险?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So good!

宪政，国人百年未竟的梦想

若将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的发布视为中国立宪史的发端，今年正好是第100个年头。100年间，与14部宪法相伴生的，是“立宪法易而行宪政难”的不尽感慨。“宪法”与“宪政”，虽是一字之差，却已然百年之别。

近十余年中，中国社会转型骤然加速，市民社会、多元化社会、断裂型社会和陌生人社会愈发清晰——这种种社会转型的共同特征是，社会秩序已无法再经由传统的伦理本位或政治本位得以维系，若无契约本位的宪政保障，则此三千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不免将有陷入“大乱局”的危险。执政党感时度势，于11年前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方略。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在成立后的第一次集体学习中，均选择以“法治”为主题。每年的12月4日则被确定为“宪法日”和“法制宣传日”，以彰显国家对宪法的重视。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民间的宪政思想又趋活跃，宪政呼声日益高涨。

一百年来，中国已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行宪试验场”。如何纪念国人对宪政的百年梦寻，近日以来成了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颇为热门的一个议题。宪法学家韩大元教授就曾透过媒体建议：国家应设立1954年宪法纪念馆，位于浙江杭州的刘庄被认为是最好的馆地。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在其提案中建议设立“宪法节”，以提升国人的宪法意识。应当承认，这样的建议对于唤醒国人心底的宪政之梦，具有极其重要的催化作用。未竟的百年梦想，或将由宪法意识的落地生根，而走向梦圆。

为何是54宪法

三年前我途经杭州，专程去造访“刘庄”这座西湖第一名园。1953年底，刘庄一号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地；50多年后的今天，这里只是西湖国宾馆。来来往往的游客可以作证，多数人并不知道西湖边的这亭台楼阁与小桥水榭之间，还有一个地方与今天的“法治”或曰“宪政”有着一番非同寻常的渊源。连同在西湖边的“苏小小墓”都有游人趋之若鹜，作为宪法纪念地的刘庄却似乎只剩下了冷清与寂寥。对这儿的大多数住客而言，他们眼里的刘庄只不过是个因位置绝佳而价格不菲的三星酒店而已。也怪不得宪法学者为之大为感慨。死去的苏小小和死去的“54宪法”在今人的心中何以有着如此迥然有异的对待!

我们的确可以轻易地列举出一些来自域外的事实，用以佐证建设中国宪法纪念馆的必要和紧迫。比如美国于1732年在宪法起草地费城建立了“独立纪念馆”。2003年，又耗资1.8亿美元在费城市中心建了一个“国家宪法中心”。又比如日本在1958年也建立了明治宪法纪念馆。前不久我在网上用“宪法”为关键词(当然是中文)搜索视频文件，结果中居然有NHK制作的专题片《日本宪法的诞生》，却没有得到任何与中国宪法相关的内容。

无须指责我们的电视工作者对宪法的漠视，更用不着批评领导层对宪法还不够重视——即便将“宪法日”提升为“宪法节”，并投巨资在刘庄建成了纪念馆，宪法就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了么？当被拆迁人在自家屋顶高举着宪法也无法阻挡拆迁队对私人产权的粗暴侵犯，我们或许更应回过头来反思，我们有值得纪念的宪法吗？我们的宪法纪念馆又可以还原出那些事实供后人追忆，或任后人凭吊？

有此一问，盖因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头33年里，就已坐拥四部宪法，创下了世界行宪法史上的记录。以至于有学者还戏称，我们现在实处于“中华人民第四共和国”。这四部宪法在习惯上被分别称之为“54宪法”、“75宪法”、“78宪法”和“82宪法”。其中“82宪法”即现行宪法。12月4日是“82宪法”的生日，七年前也被确立为“法制宣传日”。

宪法学者们呼吁为“54宪法”设个纪念馆，显然用心良苦。即便在主流学术界，“54宪法”也被认为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82宪法”以“54宪法”为基点，试图努力回复了建国之初已为各界所多数认同的基本价值观。但“54宪法”中的迁徙自由，司法独立等基本理念，至今仍未被吸纳。

尽管“54宪法”的起草开创了“外行领导内行”这一颇有中国特色的立法起草模式，但在立法的开放度与民主性上，仍被学者们认为是值得今天的立法工作效仿的。“54宪法”起草小组以毛泽东为组长，成员包括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从组长到成员无一人有法学背景，更遑论对宪政有所研究。针对草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信仰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一条款，毛泽东在“游行、示威”旁划了两条竖线，又打了一个问号，并批语“不写为好”。对草案中的“迁徙自由”，毛也明确表示反对。但“起草小组组长”的这些意见并未被采纳，游行、示威及迁徙自由最终都写入了“54宪法”的正式文本中。

1954年6月16日，宪法草案公布，一场全民讨论迅即展开。据称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立法机关共收集到各类修改建议、意见1180420条。这一记录虽难称“绝后”，但绝对“空前”。宪法学者对这些典故津津乐道，并将这种立法民主视为中国宪法史上的骄傲，是最值得纪念与珍视的宝贵遗产。

54宪法的遗产

然而，毛的意见未被采纳果真是民主的体现吗？

建国之初的三年时间里，毛泽东一直未有制宪的打算，直到1952年底斯大林向来访的刘少奇提出了新中国应通过制宪来确保政权的合法性及实现由联合政府向一党执政的转变。毛结合国内的形势，决定制宪和选举。但其时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完成，“54宪法”不得不在第5条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不仅“54宪法”的序言里宣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毛泽东也在这部宪法通过后的一次会议上公开称，“这部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15年左右。”

对毛来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十五年”显然太久，要“只争朝夕”。作为工具的宪法在毛泽东心中完成了它的设计意图之后，就不复有价值了。“54宪法”通过还没几个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这场触目惊心的人间悲剧，卷入了2100人。随后又是1957年的“反右”，仅公开的数字就有50万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被划入“右派”，并因此受到冲击。作为宪法权利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以及非经法定程序不受逮捕等公民权利在事实上成了一纸空文。

“54宪法”最值得纪念的还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维护个人权利的悲情一刻。1967年8月5日，被封为“中国最大走资派”的刘少奇再次被批斗后，刘拿出《宪法》向红卫兵严辞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但没有人理会这番说辞，“法律的严厉制裁”也没有加诸于破坏宪法的人身上。反倒是终于懂得了“依宪维权”的刘少奇，在两年又三个月后被非法“制裁”至死。他的死亡卡片上写的是，“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连姓名权都被无端剥夺。

1975年1月17日，“54宪法”终于在文本意义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的“文革宪法”正式登上舞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成了为宪法所确认的“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则仅剩三个条款。这也应算是中国制宪史上的另一个世界之最。三年后的“78宪法”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却同时肯定了“文革”的成果，并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了“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过了四年，被称为“改革宪法”的“82宪法”出台。

短短七年时间，先后三次制宪。明明是台上的人在揉捏着宪法的脸孔，使之变幻难测，却每每要借用站在台下的人民的名义。立也“民意”，改也“民意”，废也“民意”，永远处于“被代表”地位的人民，又有谁能解开个中的“法意”？

有资料称，“54宪法”的起草共吸引了近1亿5千万人参加。各行各业都被发动起来陈述意见，表达感想。其结果是，四面八方的声音汇聚成了一曲声势无比浩大的集体赞美诗。与其说这些意见是参与宪法立法的一种形式，倒不如说是群众在表达对新生政权的拥护与宣示效忠。事实上，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在这部根本大法通过之后还要依宪行事，而更多只是唯恐人后地追随着革命领袖的号召——未来的行事仍然要当政者的具体指引。宪法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怕也不是人们的行动指南。

其实宪法最应是政府和执政者的行动指南。在“民以吏为师”的传统根深蒂固的这个国度，领导人与政府对宪法的态度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宪法的命运。世所公认的宪法应是“限权(力)之法”，是“众法之法”，也是“根本大法”。宪法拥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不容置疑的权威与尊严，然而这种尊严来自于宪法的科学设计和宪法的切实施行，无法制约权力的宪法只能是一部“闲法”。从清末立宪至今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并不缺少作为“闲法”的宪法，独独缺乏的，正是作为宪政之基的“行动中的宪法”。

尊重历史是最好的纪念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小布什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所说的这番话，当然有着向中国推销美式价值观的高度嫌疑。然而我们终无可回避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命题——百余年来的中国当代史，几多屈辱与灾难，其背后不正是因为国人无法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而导致被统治者最终只能选择去推翻那个不愿站在笼子里向人们说话的政权。

这个驯服统治者的笼子就是宪法，及建立在宪法之上的宪政。新中国创造了历史，也应该能创造中国的宪政史。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就是要通过宪法的适用来实现对统治者的驯服。

然而回望这59年来的历史，宪法的生长于中国的法治进程而言实则是一个尴尬。流传于法律界的一个段子曾这样调侃某政法大学校园内的三尊雕像：门口一个妞（司法女神），花园一头牛（獬豸），宪法顶个球（一本打开的宪法上有一个地球仪）。“有宪法而无宪政”至今仍是我们的心中之饬。在某种意义上说，“纸面之法”甚至还不如无法。

去年的“宪法日”，茅于轼、贺卫方等69名专家学者向全国人大提交公民建议，要求启动对劳动教养制度的违宪审查。从现行的制度运行轨迹及多次民间提请违宪审查的最终结果来分析，这不过是又一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公民行动——尽管我个人十分钦佩这些同道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为宪法尊严而呼喊，我也一样期待着中国式的违宪审查个案终有一天会到来。若干年后，在我们的“宪法纪念馆”中不仅能看到一个令人惊叹的个案材料，还会有一位(或几位)勇敢的人大官员的照片，供人传颂与景仰。

而在这个既无经典个案亦无宪法英雄的年代，我们的“宪法纪念馆”该展出些什么呢？那曾创下记录的多种宪法文本？还是那些据称彰显着国家领导人“民主意识”的批示？抑或是将这段不长的历史里所累积的经验与教训作为“不能忘却的纪念”来纪念？

近来与宪法相关的另一件“大事”，是某政法大学图书馆前那个著名的雕塑，已被拆除了。不再在雕塑中顶着个“球”的宪法是否应有一个纪念馆来承载它的肉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已被宪法充分赋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能不能把统治者赶进由宪法织就的笼子里。这是一个期待制度变革、权利勃兴胜过期待盖棺定论、授勋封神的时代——中国百年立宪史的事实，是失败多于成功，教训多于经验。尊重历史才能赢得未来，在反思中国宪政之路的成败得失基础上，以违宪审查为切入努力推动宪法的落地生根，或许就是最好的纪念。

如若不然，即便我们这没“牙”的宪法已经躺进了一个宏大的纪念馆内供人膜拜，过往游人也难免会有这样的叹息，“今日之宪法，缘何连球都不顶了？！”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慕毅飞：什么样的博弈纵容了吴天喜的罪恶

　　明目张胆的犯罪，是对法治社会的挑战。构建一个法治社会，离不开公民与社会组织的参与，更离不开执法机关的担当。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權大于法，就永遠不會有法製！這權是人民給予的？是被偸去的？被搶去的？什么時候權力纔能囬歸？

河南镇平县原政协副主席吴天喜强奸20余名中学生，有些受害者还未满14周岁，其中最小的年仅12岁。这几疑是天字号的犯罪。吴天喜一审被判处死刑，也属罪有应得。但吴天喜却连连叫屈，先是自称付了钱的，该以嫖娼视之；再是辩护律师申请为吴天喜进行精神鉴定，被法庭以“吴天喜思维正常，谈吐得体”的理由驳回。随着关注的深入，有不少网民发问：“吴天喜在数年时间里伤害了这么多女学生，为什么没被发现？家长、学校为何没报案？”（4月27日《广州日报》）结果发现，至少有三重博弈纵容了犯罪。

第一重博弈来自于受害人及其家人，他们选择沉默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那就是担心受到更大的伤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全家都说丢人，吴天喜是名人，势力大，也不敢报案，怕遭报复。”一个小民百姓，是全县的首富，并且因富而贵，贵至县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的吴天喜面前，这实在是最无奈的博弈了。尤其是有了后面两重博弈，这也就成了最该予以同情的博弈。法的援助与道德的呵护，在这样的博弈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第二重博弈来自于受害女生所在的学校，因为受害女生大多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被胁持。但学校也选择了沉默，甚至于在“教师的正常教学被打乱，学生都不敢单独外出活动，家长也亲自送学生上下学”的时候，一些老师更多的是担心学校声誉受损，直到作证时，还有老师说：“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学校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真叫人无话可说！在学生被强奸，只能通过转学来躲避，或进而被迫卖淫，而更多的学生依然面临被强奸厄运的时候，她们的老师居然能认为“更重要的”不是学生的安全，而是学校的声誉。这种将学校声誉置于学生安全之上的声誉观，若不加以彻底纠正，整个教育就将不再有声誉可言。

第三重更可怕的博弈，竟然来自于负有打击犯罪之责的公安机关。据记者了解，并查询了问讯笔录，事实证明：在吴天喜被捕的半年前，已有受害者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报警，逮捕了参与胁迫的犯罪嫌疑人，并作了笔录，但令人疑惑的是，在胁迫人供出吴天喜后，吴天喜并没受到任何影响，而是继续作案，致使更多的无辜少女相继受害。记者没有进一步追问公安机关半年“无为而治”的缘由，但最清楚不过的推理就是：有了这一重的博弈，前两重博弈无论结果如何，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当地公安机关很有可能是吴天喜犯罪最大的纵容者。在吴天喜被处以死刑的时候，还应追究当地公安机关的失职乃至于渎职，一旦证实，就该有人为纵容犯罪偿付应有的代价。

明目张胆的犯罪，是对法治社会的挑战。构建一个法治社会，离不开公民与社会组织的参与，更离不开执法机关的担当。所有的博弈，最后都该归结于这样一个博弈：如果一个县的首富，因富而当上的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凌驾于法律之上，那必将是整个法治社会的悲剧。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香港学生会曝前首富张茵“点血成金”

　　日前一群关注内地工人情况的大专师生发表五间港企有关工伤及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报告，其中三间是上市公司，而玖龙纸业更被称为“港企之耻”。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点这个地址：http://money.163.com/special/00252H3D/jlxhgcdc.html  在引用两网友的评论：“网易四川成都网友 ip：221.237.*.*：

2008-04-16 12:12:56 发表

网易江苏南京网友(221.6.*.*) 的原贴：

如果这篇文章是真实的，我就奇怪了，这个老板怎么成人民委员了？？

亲爱的···难道委员是你选出来的？？？？？

”

网易财经讯 日前，一群关注内地工人情况的大学师生发表五间港企有关工伤及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报告，其中三间是上市公司，而玖龙纸业更被称为“港企之耻”。

该份由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发表的「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场报告」指出，玖龙纸业经常发生严重的工伤事故，工人经常及运货车挤死、被货物从高处压死、被卷纸机辗死等等。

发生工伤事故后，玖龙更会对受伤工人以及其他同部门的工人罚款，由300元至3000元不等。而且报告指出08年之前玖龙全厂近半工人是临时工，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也没有任何员工福利；当合同法实施后所有临时工成为外判工，给劳务派遣公司承包，工资大幅减少、全年没有休假，合同签订年期更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

该份报告亦指出另外受查的四间港企，当中有三间都有违反《劳动合同法》。鸿兴印刷在1月强迫400多名工作十年以上的工人签三年固定期限合同，更将其中一个拒绝签署的工人降职。发布会播出该名工人的访问片段，该名工人说：“经理误导其他工人，说要签两次固定的才可签无固定（期限合同）。”另外，黄田正润塑胶五金玩具厂的母公司为德林国际有限公司，去年年底也曾因工厂要求买断工人工龄而发生罢工。新生顺景制品厂去年强迫工人改变合同期限，由无固定期限改为一年，以逃避工人追讨之前拖欠的加班费。

浸会大学学生会会长叶楚茵表示：“香港企业在中国赚了那幺多钱，如玖龙纸业靠在香港上市集资，现在市值近千亿，但原来都是靠外判、工伤发财，作为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耻！”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林嘉嘉更扬言学生会会全面杯葛玖龙纸业，更会要求其他学生组织、校方及其他教育机构和部份停用玖龙纸业的纸品。

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发言人丘梓蕙，更要求张茵立即引咎辞去“全国政协委员”职务，更会去信要求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如Fidelity、HSBC Asset Mgt、JP Morgan Investments等，沽出和拒绝购买“玖龙纸业”股票。

我很高兴我冷血！

不用对自己说＂算了吧！算了吧！就这样放下吧！＂就放下了！

也不用对自己说＂算了吧！算了吧！不要在苦苦挣扎！＂就丢开了！

既没有过钻心的痛！也没有刺骨的伤！

那闷，压抑的闷，窒息的闷！我吼上一声也许它就跑开了！

我知道我们不曾开始！我高兴我不曾陷入！

梦境，是你给的谎言！可人生不也只是个影子的梦吗？

我在乎什么？我需要在乎什么？

你不是我的谁！我也不曾是你的谁！

我需要伤心么？我也不曾有过伤心！

因为我是冷血的！

我很高兴我是冷血的！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叶檀：宗庆后与达能之间的道德泼粪战

　　一件完全可以按照法律、商业规则行事的商业案件，被硬生生搞成了一桩政治案件，并经过社会情绪酵缸持续发酵。不管如何艰难，宗庆后与达能之争和宗庆后的偷逃税事件，都应该在信息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依法处理。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狗咬狗，一嘴毛！正面打不倒人，就从人格上抹杀你！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贯做法！

宗庆后陷入逃税门。据称，宗庆后去年8月被实名举报隐瞒巨额境内外收入，涉女眷偷逃个人所得税近3亿元。宗本人于2007年10月补交了2亿多元的税款。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人品描黑术是怎么回事。这种道德泼粪战术是中国特色的商业战形式。

达宗大战伊始，首先是宗庆后动用民族主义大旗将达能逼入墙角，而后又向商务部与国家工商总局递交《关于请求对达能公司破坏我国国家经济安全进行审查》的申诉报告，将达宗之争抬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层面。而现在轮到了活学活用的达能，宗庆后妻女国籍、离岸公司一直到偷逃巨额税收的隐私被一一挖掘。每到博弈的关键时刻，就会有爆料人士向外界公开宗氏隐私。

人们有理由提出如下质疑：一个妻女都在国外，为了利益才脱离美国籍的人，会真正为国家经济安全着想吗？一个将财富转移到离岸公司的人，会是民族企业的标志人物吗？一个连遵章纳税都做不到的人，会是现代公民的代表和合格的人大代表吗？

达能这一招不可谓不狠，从道德上搞臭高举正义大旗的人，可谓釜底抽薪。这就相当于以前从男女关系方面搞臭政治对手一样，动机可疑。如果有关人士真想为净化中国法律环境出力，为什么在宗氏偷逃税十年之后的今天才公布相关材料。不要告诉我是现在才知道事实，有人相信才是弱智。两个高举道德旗帜的对手，道德上都禁不起推敲。说白了，不过是狗咬狗，一嘴毛。

达宗之战越来越像一部三流的娱乐小说，双方对于利益纷争主要不是诉诸法律与仲裁机构，而是诉诸情绪、隐私、政治，媒体、公关、中法两国的高层、民众，全都介入其中。这种征兆从商战开始就有显示，宗庆后曾因为被跟踪报过警。

但宗庆后并不让人同情。笔者曾经说过，在商战中高举道德之旗会遭到道德的反噬，宗本人必将自食其果。果然，宗庆后的妻女绿卡与国籍事件，因此脱离个人隐私范畴，转而成为公共论题中的一大话题。而宗庆后的偷逃税事件，也成为商战的锐利武器。

还原事实，达宗之争就是一桩单纯的商业事件。宗庆后对于与达能的合作产生不满。强人宗庆后自始至终掌握了生产与营销命脉，并且通过狂风骤雨般的产权改革基本厘清产权关系，获得了公司的控制权，由此对初始合同产生强烈不满，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想撕毁原初协议。达能也有自己的问题，他们倚仗资金大规模并购营销手段拙劣，无法与中国市场很好融合。强人宗庆后在其丛林法则的逻辑上披了一件民族的外衣，开始设法驱逐合作出资方。

我国的市场仲裁机制、法律条款存在很多漏洞，这给了双方以可乘之机。比如反垄断法的具体执行机构与程序迟迟不能出台，比如对企业收税过高，等等。但宗庆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达能作为知名外企，前者可以行使相应的政治权利，提出相关议案，而不是利用特殊关系在私下使政治绊马索，将对方绊下民粹深渊；后者可以行使“院外游说权”，争取国民待遇。实际上，宗庆后不是跟达能过不去，而是在给政府出难题。相关部门如果被拉入民粹大旗之下，就会受到各国政界与商界的指责；如果对民企呼吁无动于衷，就会伤了国内企业家的心。

可怕的是，目前的商战泛政治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这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国内不公平的市场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民企与普通投资者往往成为社会资源倾向性配置的受害者，生活在明显不公环境下的人容易产生受害意识，进而从爱国走向民粹。国资与外资处于第一梯队，而民企处于第三梯队，有关部门片面强调开放却对近在咫尺的国内竞争主体刻意打压的做法，也是民族主义的催化剂；第二，全球市场化的核心是金融战争，国人在这方面是弱项，出口几亿件衬衫只能换回一架飞机，好不容易积累的外汇资产名义价格两三年间就因为美元贬值下降30%——多数国人对于金融战以及金融战中的失利痛心疾首，对于老实做工者被金融鲨鱼盘剥怒不可遏。达能经营能力如此低下却能通过并购控制中国乳品市场，这刺激了金融战中的失败情绪，引发了对于外资掠夺财富的警惕。

一件完全可以按照法律、商业规则行事的商业案件，被硬生生搞成了一桩政治案件，并经过社会情绪酵缸持续发酵。不管如何艰难，宗庆后与达能之争和宗庆后的偷逃税事件，都应该在信息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依法处理。只有主事部门的公平与理性，才能将事件从政治轨道拉回到商业轨道，才能让中国的信用市场不付出太高成本。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刘瑜：好看的以及难看的胜利

　　选举几乎世界各国都有，但是民主却不是每个国家都有，选举和民主之间的距离，就是“自由公正”这四个字。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大家举手！一致通过！

俄罗斯、伊朗和台湾这几个地方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在2008年3月都有世人瞩目的选举。

选举正如电视剧，有好看、难看之分。好看的电视剧有什么特点？有悬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选举比俄罗斯、伊朗的好看。选举之前，虽然绝大多数人预测国民党马英九会得胜，但由于族群冲突余温未消，加上西藏问题节外生枝，很多人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还是疑虑重重。相比之下，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毫无悬念，从去年普京牵手梅德维杰夫亮相的那一刻开始，全世界人民就知道了谁会当选总统。至于伊朗的国会选举，在神职团体“护国议会”的护佑下，保守派势力“再次赢得国会绝对多数席位”也不足为奇。

选举缺乏悬念，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某个政党以及候选人众望所归；另一种则是，地球人都知道，背后有人“操作”。不幸的是，俄罗斯和伊朗的选举不好看，都有后者这个因素。伊朗作为政教合一的“半民主”国家，神职团体“护国议会”有权对候选人进行过滤。于是，1700个具有改革倾向的参选人——也就是1/3的参选人——以“对伊斯兰革命不忠诚”的名义被“过滤”掉了。俄罗斯的反对党同样在选举前遭到政府的围追堵截，很多位反对党成员收到恐吓电话，一些有力的参选人，比如人民民主联盟的Mikhail Kasyanov，干脆被禁止参选。自由派的媒体要么被政府关闭，要么被驯服。其实，即使没有这些“猫腻”，梅德维杰夫在俄罗斯、保守派在伊朗支持率也很高，但这就使他们的“猫腻”显得更奇怪了——既然不需要怎么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怎么地，为什么还要怎么怎么样呢？

相比之下，选举有悬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真正的政党竞争正在展开。学界对民主化的共识是：“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是民主的基本标志。正是在“自由公正”这一点上，台湾走在了伊朗和俄罗斯前面。众所周知，选举几乎世界各国都有，但是民主却不是每个国家都有，选举和民主之间的距离，就是“自由公正”这四个字。“自由公正”意味着“你可以上，我也可以上”，而且我们要按照同等的、合理的规则上。在伊朗和俄罗斯，我们看到的却是“我可以上，但是你不可以上”，或者“我可以跑步上，你却只能迈着小碎步上”。

可能有人要问，台湾的民主竟然还是民主化国家的榜样？今天我骂你爹搞外遇，明天你用30万根蜡烛拼“屁”字，鸡飞狗跳，乱象丛生，这样的民主，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其实不然。检验一个民主制度成熟度的标准，并不在于有多“乱”，而在于这些“乱”能否在法治的框架里解决。分析台湾政治这几年里重大政治危机：“3·19”枪击案、陈水扁家族腐败案、马英九的特别费案等等，我们发现，不管事情闹到多大多丑陋，事情的解决终究还是在法治的框架里，而不是像巴基斯坦那样靠暗杀政治家，或者像伊拉克那样靠军阀混战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台湾之乱甚至是好事，因为正是在这些乱象中，权力机构学习了如何相互制衡，民众学习了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利，而政党和政治家也学习了如何谨慎、透明行事。“公正自由”四个字，实际上是各国民主化的瓶颈。历史表明，民主国家的很多政治危机都是一个起源：由于选举的不够自由公正，失败方不能接受选举结果，并因此引发冲突甚至内战。最近的例子包括乌克兰、刚果、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肯尼亚等等。就拿肯尼亚来说，2007年底的选举出现舞弊，反对派拒绝接受选举结果，2008年初对抗引发暴力冲突，导致一千多人死亡。相比之下，由于台湾选举相对自由公正，失败者也心服口服，所以谢长廷才会在败选后说：选举的失败是我个人的失败，不是民主的失败。这个态度表明，台湾社会已经把权力当作公共财产，而不是私人或者政党财产。

3月底其实还有一个举世瞩目的选举——津巴布韦总统选举。这个选举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全世界都很好奇，当了28年总统、已经84岁高龄的穆加贝，在把一个非洲之星折腾成一个失业率高达80%、通货膨胀率100000%的国家之后，是否还能以民主的名义当选。虽然穆加贝在津巴布韦几乎已经人神共愤，从选票而言不可能当选，但是军方表示他们坚决效忠穆加贝，同时还有流言说，政府多印了350万张假选票。所以，如果最后穆加贝这次还能“顺利当选”，那就真是非常难看的胜利了。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林达：最无奈的是无奈

　　我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过渡时代。后代将会指责我们这一代人，指责我们没有尽到公民责任。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大笑三声不说話！！！

回顾改革开放的30年，第一个念头是，幸亏有了改革开放。对我们个人来说，改革开放不仅意味着职业和收入改变，旅行和迁徙增加，买东西不用票证。最重要的是，我们侥幸地赶上了末班车，重新进学校完成了我们的基本教育。这一切，对后代来说是那样的稀松平常不足为奇，对我们来说却是人生道路上的一次起死回生。这30年的变化，大概只有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有切肤之痛的体会。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以后，有一位儿时好友中文系毕业分配在全国最大城市的政协机关做秘书工作。在“文革”浩劫之后，这样的机关出现了年龄真空，老一代都即将“离休退休”，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正好赶上接班，前途无量。那时的机关有午休的习惯，午饭后是要睡午觉的。一天中午我就趁他们午觉的时候去市政协拜访老朋友，这位朋友给我看了他正校对的一件文稿，那是他为政协大会主持人起草的发言稿。想来那时政协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文稿是大字印刷的，纸张和印刷质量都非常好。这一段发言稿一句一行，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现在表决某某市政协大会某某决议。”

“同意的请举手。”(看一下)

“请放下。”

“不同意的请举手。”(看一下)

“没有。”

“一致通过。”

在后来的20多年里，我好几次想琢磨这么一个问题：论人，当时的政协里面，聚集着我们社会最出色的精英，不少是我们听来如雷贯耳的鸿儒硕学，这些前辈在旧社会大多都有过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可歌可泣的奋斗经历，要说民主的理念和规则，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开拓者，还有谁比他们更清楚，可是他们怎么能够容忍得了这样照着剧本演出的“民主”，他们怎么还能够一本正经而不感到荒诞呢？

我曾经认为，这是因为他们老了。老人和年轻人不同，不再血气方刚，不再能拍案而起，也许他们在想，政协重开，不管怎么说，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许多。尽管这是照着一个秘书起草的稿子照本宣科地演出预定结果的投票表决程序，尽管那括号里的“看一下”体现出工作的细致，实际上却是多么地伤人自尊心，但这总比“文革”浩劫强了一千倍。中国人从西方学民主，学到20世纪80年代，终于在他们这一代手里学成这个模样。这确实还不是他们曾经为之奋斗过的理想，可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现实，你只能从现实出发。

又过了二十多年，我现在渐渐地明白，那个时候，这些政协前辈恐怕更多的只是简单的无奈。面对发言稿上预先给你印好的“看一下”，你要么“看一下”，要么就退出这个游戏。这些前辈，也许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也许抱着渐进改革的希望，不管他们个人的原因是什么，不管他们心里明白到什么程度，他们要想在有生之年再做点事情，再为理想而奋斗一番，那么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立足现实，只有参与到这个游戏里来，尽力而为。这就叫历史的局限。

如今我们也要步出中年了。我的那位好友，此后不久就终于忍受不了成天创作这样的文稿，抛弃官场大好前程，义无反顾地调到学校教书去了。我则越来越明白，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嘲笑那细致到家的“看一下”，却实在没有资格来嘲笑老一辈人。如果我们处在那一代政协前辈的地位上，不见得能有别的表现，不见得更能无愧地面对下一代。我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我们自己在改革开放30年里的作为。

别看我们这一代，似乎比上一代强很多。如果面对20年30年，或者50年100年后的人们，我们表现出的懦弱、无知、愚昧、心口不一，乃至于荒唐羞耻的地方，就太多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人和周围的人们，我们的城市和道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确实有了巨大变化，可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到几十上百年以后，用那时人们的眼睛来反观自己，那么，值得我们羞愧的事情大概不会少于能够让我们骄傲的地方。后代们会大惑不解：明明是那么清楚的事情，你们为什么就看不清楚，如果是看清楚了，那怎么就没见你们写下过一个字来说明？有那么多重要的话题，你们为什么整整一代人，整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闭口不提？

如果现在就面对后代询问，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怕是只能请求原谅，我们实在是出于无奈。我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过渡时代。后代将会指责我们这一代人，指责我们没有尽到公民责任，指责我们中没有大师，指责我们没有为后代建设起恒久的价值观，指责我们的低能和无为，指责我们没有保护好文化，指责我们破坏了环境和生态，指责我们留给后代一个个巨大的麻烦，而我们将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局限性，我们的无奈之处。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魏英杰：让人心惊肉跳的官复原职

　　这样的非寻常任命很可能引发模仿效应：一旦当时受处分的官员纷纷复出，当地官场生态很难说不会回到“黑砖窑时代”。试问，连基本任用程序都被搁置一边，人们又如何知道受处分官员已有“悔改表现”？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政府办事！从不需要理由！闲杂人散开！

2007年7月，因任职山西洪洞县广胜寺镇党委书记期间对黑砖窑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刚刚担任临汾市尧都区副区长两个多月的段春霞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然而，今年3月，段春霞突然被任命为尧都区区长助理。（4月14日央视国际）

据报道，该任命既没有经过公示程序，还违反了公务员职务晋升相关规定。更为蹊跷的是，这项任命居然是在凌晨时分做出的，颇有“突击任命”的意味。只是不知道，当地政府这么着急让该官员复出，究竟原因何在。

这位官员相隔不到一年便重新上岗，只是备受非议的一点。正如报道指出的，人们更担心，在黑砖窑事件中被处分的数十名党政干部，会不会陆续“带病”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这一点，从此前被处分官员或异地为官或就地复职等大量类似事例中，大概可以得到印证。事实上，这位副区长被撤职后，也并非呆在家里“闭门思过”———不仅办公室仍归她使用，有些人见到她依然一口一声“段区长”，甚至复出前还负责着某项工程，并配有专车。在这样的背景下，撤职处分的意义不免大打折扣。

如果知道该官员被撤职的原因，她的重新任命可能更要让人感到意外。段春霞之所以当时受到处分，是因“任职广胜寺镇党委书记期间对黑砖窑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对黑砖窑事件稍有记忆者便会发现，广胜寺镇是当时最受外界关注的地方之一，受到舆论严厉谴责的王兵兵等人殴打致人死亡案，就发生于该镇的曹生村。而且该镇多家黑砖窑场在这位官员主政当地时便已存在。由此可见，这位领导所负的“领导责任”有多大。

这位官员的复出，还不由让人想起那起震惊全国的黑砖窑事件。去年7月份，有关部门通报黑砖窑案处理情况时称，上百名公职人员受到不同处分。但这并不意味着黑砖窑事件已告结束。据媒体报道，去年夏天开展的黑砖窑排查行动共解救出农民工359人，其中童工15人，智障者121人，但相当多的寻子家长仍然没有等来自己的孩子。还有的人走出黑砖窑后，又一次消失在人海中。大半年来，仍有不少家长在苦苦地寻找自己的孩子。

看来，黑砖窑或其他黑工场可能并没有完全消失，即便黑砖窑已经覆灭，黑砖窑留下的阴影仍然笼罩在那些受过创伤的孩子和家长头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个别涉案官员的复出极大加重了人们的哀伤，或者说是愤怒。更何况，未经正当程序的重新任用还可能让人误以为：当时处分这些官员不过是为了给受害者一个说法，或者仅仅是为了给公众一个交代。而未经正当程序就急于任命被撤职官员，无疑是对干部惩戒制度的一种挑战和伤害。这样做的后果，势必滋生官员的侥幸心理，从而让干部惩戒制度沦为过场、形式。

黑砖窑事件发生以来，段春霞是第一个在处分受限期内被起用的党政干部。这样的非寻常任命很可能引发模仿效应：一旦当时受处分的官员纷纷复出，当地官场生态很难说不会回到“黑砖窑时代”。试问，连基本任用程序都被搁置一边，人们又如何知道受处分官员已有“悔改表现”？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广西师大6位校领导迎评估组女秘书遭质疑(组图)

　　核心提示：广西师大校长、副校长等6位校领导迎接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秘书袁俏，并与她合影。这张照片近日引起热议，网友称“这说明评估专家组拥有至高的、不容置疑的权力”。专家组负责人则认为，这说明广西师大重视评估工作。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评估真搞笑！下面是网友的评论：“大学评估两大猫腻：1、根本起不到理想效果。名牌大学不在乎，非名牌的大学相当重视，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结果评估过后就涛声依旧了，有这些钱还不如实实在在的给贫困生发点补助，解决一下贫困生的实际问题；
2、肥了评估专家，但更肥了学校迎评工作人员，可怜了学生。评估专家来了学校后主要工作是：吃好、拿好和玩好。学校迎评工作人员主要工作是：拍（马屁）好、贪（趁机弄的钱）好和编（谎话）好。可是学生可惨了，有困难、有问题不敢提，因为学校发话了，你敢说，专家走了就让你滚。不信的话你看看青岛科技大学”

北方网4月11日报道 10日，凯迪等论坛开始流传一篇帖子《广西师范大学六位校级领导接见一位美女秘书》，其中转载了广西师大官网上一则新闻及其配图，图中学校校长、副校长等6位校领导迎接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秘书袁俏，并与她合影。

这位年轻漂亮的美女秘书引起了网友的好奇，他们搜索出这个只是湖南师大教务处一个普通科员的女孩的身份，随后对于6位厅级校领导如此热烈迎接科员级秘书展开了热烈讨论。

11日零时左右，广西师大官网删除了迎接评估组秘书的网页。

迎接女秘书，场面很隆重

在即将过去的一周里，广西师范大学正处于接受教育部教学评估专家组评估的忙碌与紧张之中。从4月6日，该校官网主页的校园快讯栏目，便开始对迎评工作动态报道。

10日，一位凯迪网友转载了其中一条快讯，内容是六位校领导接待一位年轻的评估专家组秘书。其中既有该校领导面带微笑接待这位秘书下车的照片，也有他们与该秘书在下榻宾馆前一字排开的合影。

网友搜索发现，这位名叫袁俏的专家组秘书，身份是湖南师大教务处16名科员中的一位。“估计被教育部抽调上去帮忙，担任本科教育评估组的秘书”。“六位校级领导一起出面，接待一位评估专家组的秘书”，以致这位网友感慨，“场面未免太隆重了，太轰动了”。

帖子随即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如何隆重的场面，难道这位女秘书有什么来头？于是好奇的网友展开了人肉搜索，不仅确认了袁俏的借调身份，从2005年9月至今，袁俏秘书曾先后参与了至少15个学校的教学评估。一些学校网站上也贴有类似照片，从中可以看到，其每到之处，不仅有这些校领导的亲自接见，甚至有的校领导还到机场亲自迎接。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位秘书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只是一些网友把对教学评估的不满转移到了这个普通工作人员身上。

专家组：说明广西师大重视

对于此事，专家组副组长、华南师大党委书记杨文轩教授昨天晚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网友应该看淡广西师大校领导与袁俏合影的事情，“很正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嘛”。他表示，这是不同学校接待方式的差别，有的学校就只是派教务处长出去迎接下，有的学校是校长出来，“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这也是广西师大重视迎评工作的一个表现”。

杨文轩介绍，当时广西师大的校领导们在宾馆前和专家组的每一个成员都合影。记者也发现，事实上，与广西师大六位校级领导合影的秘书，并非袁俏一个人，事实上，还包括了另一位名叫杨婧。不仅如此，六位校领导还分别与每个专家组成员都一一进行了合影。看起来，这实际上是整个欢迎仪式的重要一部分。

至于评估组秘书的角色，也没有网友想象的那么复杂。“主要是负责联络，提前收集材料等工作”，杨文轩说，“事实上，包括我们学校，也有短期借调的秘书，但秘书是不参与评议的”。

尽管杨文轩教授对六个校级领导接待袁俏的事情看得很轻。不过，在得到网络上引起了争议后，广西师大还是受到了压力。记者今天零时发现，六位校级领导分别与袁俏、杨婧两位秘书的合影已经在该校的主页上悄然删除。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其中一位副校长私下里表示。

网友质疑教学评估

“一位大学教务处办公室的普通科员……由于担任了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的秘书，便受到如此隆重的接待，以至于校级领导要倾巢出动来迎接，而且合影的时候居于中间的首席，连校长都要站在旁边，由此可见，评估专家组拥有至高的、不容置疑的权力，而假如所有的校领导对评估专家组的秘书，都要如此地毕恭毕敬，那么，评估专家组的专家所受待遇，可想而知。”网友质疑说。

今年3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批评“大学评估太滥，部分公务员借权力指手画脚”，“由于有的学校扩展得过快，结果，教学和管理都跟不上。要它培养出及格大学生，要它的教学评估是优秀，其实是有困难的，甚至有很大困难。为了应付评估，它就造假，例如假造各种会议记录，实在是很恶劣”。（南方都市报）

据 网易新闻 报道： 湖北当阳市市长驾丰田霸道车撞死10岁女童

　　核心提示：3月17日早上7时许，湖北省当阳市市长范晓岚驾驶一辆丰田霸道越野车，从宜昌行驶至当阳某小学门口时发生交通事故，将一名10岁女小学生当场撞死。查看全文>>

我对这条新闻的看法是：我想再看一次法律和权力的较量！